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龙应台

　　编者按：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分别率团访问大陆。可以肯定，以此为新的契机，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为此，我们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供读者参考。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冰点】
《中国时报》同日刊载，题为《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男人四十
我的第一次，這是我給學生定的作文題目，批閲作文的時候，忽然憶起自己重要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真正愛上國文課，是因爲來了一位姓盛的老師；我第一次暗戀，對象是一位同班同學，她叫陳文靖，就坐在我前面，每天上課時，我總會間歇寫到她發髩的爽身粉香味。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重要，是在你出生的那天，嬰兒床上的泥，臉上滿是皺紋，口中嗚嗚地發出小貓般微弱哭叫，我抱起你，有點不知所措。但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覺同時洶湧而來，世界變得溫柔，我也從此變得重要。
一晃眼，小貓不再是小貓，早已出發尋找他自己的第一次去了。在一個靜靜的角落裏，尚有一個全新的第一次，在等著他。

復習發了悶的同學們
約起來吃飯，有姑娘良心發現叫上了我，於是我就去了
吃的韓國拌飯，吃起來還是很不錯，但是吃不飽，有人建議分頭閒逛，然後再集合起來吃第二頓
於是，我被拐去了香水店，三個小時時間聞了七十多種香水，最後終于崩潰了，噁心的不行，同行的三位姑娘用我聼不懂的語言討論，最後每人買了一瓶香水，實話說，我已經分辨不清是不是香的了
現在回到電腦前，用我的本性報告一款印象最深的產品：
French Connection UK，簡寫做FCUK，香水名叫HER，於是就是
FCUK HER，明顯他們是故意的，然則我就很乖的上了當，當時就心驚肉跳了一下
囘過頭，廣告牌上是：everybody talk about FCUK,敗了
被強制灌輸的香水常識已經完全忘記了，只可恥的記得這個商標

臺灣奇譚（轉載）


今天.......
我的GF來我家玩......
然後.........
剛好她的"好朋友"來找她.......
(我想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想...一般男生的房間.....
除非你有特別需要......
不然..你找得到漫畫.找得到X JAPAN的CD.找得到過氣的顯示卡.......
但絕不會有護墊這種東西.......
但是..........
這種東西說來就來...
她要用...你總不能拿個衛生紙給她墊.........

突然間...我想到..........
我媽是女的....
我妹也是女的..........
她們一定會有這種東西......
(我真聰明)

老娘的東西我不想翻.........所以我把腦經動到我妹的房間.........
我去我妹房間翻了3個抽屜...
就發現了這個..........



當時心想~我真聰明....一下就找到了..
而且還不用花錢~


拿給GF以後........
隨著盒子打開來...她也發出了..."咦"的一聲...
我隨著她的眼光看過去...我也呆住了........


裡面竟然是..........棉花糖



我呆了數秒...然後開始發作....

搞屁啊..........盒子沒事做成這樣幹什麼...........
這樣會比較好賣嗎........
還是說裡面可以放毒品不被發現...



翻到背後.....
出現這個.......

台湾大光明报／记者：谢破轮
昨日立委王世坚召开记者会爆料，根据我方当前掌握的情资显示，中共己暗中对即将赠送予我方的两熊猫，施以特工训练，企图潜伏於台市的木栅动物园，为中共进行斩首行动时的内应。
　　王世坚表示，国人面对熊猫时，应有深切的敌我意识，不能只因为熊猫可爱，忽略了这仍是中共惯用的统战计俩，进而忘记应具有的台湾主体意识，且这两只受过特工训练的熊猫，到底具有多少的危险性，根本不得而知，国人应小心为上。
　　另外，国安局也出面说明，若经查证属实，不排除在两只熊猫登台後，适时启动国安机制，未来，也将二十四小时派员监视这两只熊猫的一举一动，以杜绝这两只熊猫所进行的任何非法活动，防止「熊猫屠城记」的惨剧发生。

《相關新聞》
台北市長馬英酒炮打中央：說熊貓是特工，根本是言過其實。(中國時報)
台北市民進黨籍市議員批馬：馬市長不可空口白話，為了熊貓而犧牲國家安全。(台灣日報)
民進黨黨團：若經查證屬實，將發起「反熊貓、護台灣」百萬人大遊行(自由時報)
國親兩黨黨團：若熊貓無法登台，將不排除直接由立院發動公投，以訴諸廣大民意(中央日報)
親民團立委李慶庵表示：熊貓特工一事若屬實，我在大陸地區之情報網恐有曝光之虞。

木子美：從良

易先兰律师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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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申明！
法律顾问：易先兰 律师
2005年2月24日　


我想知道聲明和申明的區別，特別是法律意義上的
我的理解是：聲明是強調免責，申明是強調權利。也或者一直都是混在一起亂用，我想太多而已
誰指點一下我這個迷惘的工科生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吕新雨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纪录片《铁西区》导演王兵


看过纪录片《铁西区》的人都会对那一开始的运动长镜头印象深刻。随着火车缓缓进入，视野中展开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荒芜的厂房，在冥暗的灰色天空下，一些活动的身影如同幽灵，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业已毁灭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废墟。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历史的进入。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其主体是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今天的最后堡垒。铁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日本侵华期间，它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套设备，南宅北厂的格局就是在日本人期间形成的，2003年拆迁的很多工人的住宅还是在原日本人住房的基础上改建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156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部分安装在这里，因为有靠近苏联的地缘条件和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所以它也成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今天辽宁的国有资产比重仍达75%。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脊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八十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达到顶峰，约有100万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依赖计划经济转向依赖市场经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历史是：八十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重点发展上海浦东。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还处于指令性计划时代，钢材、机械产品高比例平价调出，而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本和代价。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 ，到1999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或无力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这种“振兴”其实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和依赖上。在这个国家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社会固定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已经依赖进口，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250万，工潮此起彼伏。就业成为这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他拍摄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厂是沈阳冶炼厂，它建于1934年伪满时期，到今天依然是铁西区最有名的工厂。它有三个很高的烟囱，一个是日本人建的，另两个是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兴建的，在王兵看来，这三个烟囱的历史和形象代表着这个区，也代表着沈阳，是东北工业的一个象征。还有两个重点拍摄的工厂是沈阳轧钢厂和电缆厂。电缆厂生产的输变电系统是中国解放以后独有的，在八十年代之前，沈阳电缆厂是中国重要的输变电系统工厂。而沈阳轧钢厂和当时的铁西区的一些工厂一样在等待破产，其实已经处于被废弃的状态。王兵拍摄的时候冶炼厂的生产还很正常，1999年春节过后破败的迹象才显露出来，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冶炼厂会不会倒闭，后来这个工厂终于倒闭了，王兵正好拍了下这个历程。有一次拍到一个车间要停产，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过程，他和社会的关系，他怎幺理解自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导演王兵对《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幺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幺，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幺活。”

这里的“主流人群”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这个不同正是我们需要给予阐释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幺？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迫切问题，它将界定出我们的自我理解，但这个自我理解的过程却将注定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争斗中艰难展开。这是纪录片《铁西区》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意义。


《工厂》/“锈带”(Rust)


“工业——只要它是制定了目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

——王兵


纪录片《铁西区》的第一部是《工厂》，它的英文很有意味地被翻译为“锈带”（Rust）,中国的工业被放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指认和拼接，它一方面提醒的是：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客体的意义上，王兵展开了他对工厂的主结构的叙述：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的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王兵的影片中，作为存在客体的工厂开始获得主体性的意义，因此《工厂》并没有传统影片叙述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冶炼、轧钢、电缆，这三个建于1934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生产流程是影片的主要情节。影片对工厂作了极其详细的辨认、推理与论证，观察、进入、选择、递进、平衡、实现，《工厂》是《铁西区》三部曲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论文。《工厂》严密地按照工厂的操作流程来进行，整个影片结构按照工序来剪辑。先是电解铜的粗炼，然后通过进料口转到下一个大的工序：电解铜；返回到粗炼，旋转、精炼，把铜叙述完，进入到对于铅的叙述；从车间里几个人在焊东西，到铅楼，铅的操作新厂，然后进入工人的休息室，把铅叙述完离开这个工厂。再转到对电缆厂的叙述，并回到原来没有叙述的从铅电解到铅铸型的过程，再回到铅楼。这是一个过程，影片的前两个小时结束。后面进入对工厂进入停顿状态的描述，先回到铜，铜叙述一半以后，跳到锌，把锌叙述完的时候，这个锌车间就要停工了，等再回到铜的时候，铜的工序也停了，最后回到影片开始时的电解铜，它是整个工厂最后一个停工的。空的厂房，几个人在洗澡，整个工厂都完了，而这是曾经是有人在生活的，——铜的叙述结束，接着去结束对铅的叙述，冶炼厂关闭，工人们到30公里外的疗养院做最后一次疗养去排除身体里的铅，一个工人掉到水塘里淹死了；然后回到原来的电缆厂，电缆厂因交不起采暖费被迫让留守人员放长假，工厂办公室内的冰冻结了半米多厚，大家在冻得冰冷的厂房里铲冰；最后叙述空的轧钢厂怎幺被拆掉。影片结束的时候回到影片开始时在冶炼厂铜冶炼车间工人休息室理发的工人，跟他回家，从他那里进入对火车的叙述：火车移动在工厂区的空旷的雪野中，——这样，影片又一层一层地回到叙述开始的地方，再一层一层地结束，从而完成了一个叙述的循环，这也是工厂生产的循环和工厂生命的循环，而这个循环是以自我封闭来结束的，循环被静止了，工厂倒闭了。对于王兵，“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一个人过去的理想”。现在，工厂成为理想的废墟。

在《工厂》的叙述循环中，王兵认为它的各个单元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叙述单元都是多元素的，既是对生产工序的叙述，又是对事件的叙述：工厂从正常运作到停产，同时也是对影片中的工人及其心境的叙述。每一个观众都可以从当中看到他所需要的，一个过去工厂的工人会看到的他曾熟悉的完整的工厂。研究工业的人可以看到全部的工业流程，从矿料开始到最后的产品。而在所有的叙述中一直贯穿的副结构线索是关于人：工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工厂》中的工人是影片叙述的重要元素，却不是主角，而是配角。我们看到工厂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钢铁的机器、冶炼炉、传送带、吊车，它们巨人般自动地移动、上升、轰鸣，既怪诞又神秘，庞大的体积把人压迫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工人似乎不过是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影片要探讨的正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每天面对的这些一道道工业流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外部的质感所裸露出的生活的真相。工人们在休息室听着收音机讲着股份制改革，讨论他们的下岗、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聊天、打牌、吃饭、洗澡、打架、骂粗话、讲荤段子、看色情电影，休息室是他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衔接与交界的地带。王兵想表达在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关系:工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的爱好，比如在同样的澡池里洗澡，穿同样的衣服，用一样的饭盒，做一样的事情，谈一样的话题，----他们都是面目不清的无名的存在，群体的存在，被客体化的存在。这些人群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命运，并形成为影片另一个重要的复调结构，与关于工厂的叙述主结构对比和呼应，他们看上去碎屑、无聊的碎片般的生活被影片的结构整合为宏大的总体描述：关于工厂的概念和人的生活的各个因素的对比，个人的命运被淹没在总体的历史趋势中，这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有非常确定的表达。影片中让人震惊的是反复铺陈的洗澡情境，不同的工人们以同样麻木的神情在镜头前裸露他们的肉体，肉体被还原为一种客体的存在，被暴露的生殖器表现的却是肉体的去势，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播放的是肉欲的赤裸裸的三级片的录像带，肉体成为“物”和“他者”的存在。

王兵说一个作者最初的作品对世界都是很敏感的，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他需要去辨别和认识。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中的工厂和机器的美学意象，曾启发过王兵，那个藏在女主人公心中巨大而无名的恐惧，是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驱逐不掉的幽灵。王兵认为自己在《工厂》中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敏感和情感，在三部曲中，这是最敏感、最直觉的一部，而结构正是情感的方式和表达，结构本身是为了展示情感，它在情感的展示中变化，情感有它自己的准确性。所以，他对工厂的描述其实是“意象性”的 ，在视觉的隐喻和象征中，有一种茫然和绝望的情感，就好象一个人在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里正走着，吊车呜地升空起来，那种声音让你觉得似乎走在一个恐惧的山谷里，忽然哪里发出一种奇怪的鸟叫，让人感到惊觫。

在世界历史巨大的客体性面前，惊觫或许是人类获救的起点？

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工业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业革命的秘密在于人类的财富从此不再依赖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它是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机肥料、劳动力、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牲畜能为前提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现代化都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财富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法术是对自然的剥夺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资本对人的剥夺与它对一座矿山的剥夺并没有区别。当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的确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以社会异化的方式对人的奴役。但是当《资本论》把劳动力作为唯一的价值来源的时候，劳动力获得的其实是高于自然的地位，——这是启蒙思想的前提，人与自然已经疏离，由此资本对人/物的奴役和剥夺的深层结构被遮蔽了，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奴役是同一个结构过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对劳动力的征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就如同把矿物从石头里开采出来，——都是对自然力的征服。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观察到了资本依赖对人的劳动力的奴役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于是他给了劳动力高于自然力的地位，这也是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动力的主体需求预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但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与实现，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恰恰是被最先进的生产力所排斥，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替代了劳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而雇佣劳动却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因为科学技术证明了是机器，而不是人，可以更快地使资本增值。科学和技术以加速消耗世界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生产力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这正是为什幺最早的工人运动都是以捣毁机器为开端的，对机器的仇视正是因为资本对人的排斥，机器是非人的，当机器占据了人的位置，人就变成了物，世界就无可避免地物化了，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是对资本把人“物”化的反抗。因为机器不需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当机器从工业革命中获得了第一推动力，开始越来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作为商品的资本，作为工具的人就不重要了，因为资本并不需要为地球上的煤、石油和所有其它矿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承受自然力再生产的成本，这样机器就成为工业文明的永动机。当商品对于资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尽快被消耗掉，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意味着地球上属于全体人类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过程，这个“物”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秘密。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出现，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分析的出发点，消费、分配、价格、市场等等成为理论的核心，资本似乎失去了它的物质属性，现代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经济从研究作为物质存在的社会存在转为研究社会心理，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而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了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只剩下符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蜕变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在这样符码的政治经济学中，后现代主义成为资本的合法性的论证，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了，“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沉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反顾地沉沦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是对的，他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无法克服自身的二律背反。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 ——正是这个肉身要求存在的权利。遍布全球的白色污染的塑料袋都是以商品的符码出现的，却并不随着商品的消费而消失，就像人被作为无利可图的“物”而被资本排斥，但是这些“物”却要求存在的权利。当主体被封闭在符码体系里的时候，它就成了没有物质和肉身的主体，这意味这对主体的取消和灭绝，——人的灭绝，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就是失业，是作为“物”的存在的人不能转化为商品的逻辑结果，资本离弃工人，就像资本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凡是不能转换为商品的物都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被置于历史的黑暗中。资本离弃的地方，“物”只能以工业文明的垃圾场的形式而存在。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其实是不可想象的。当商品被看成是在资本魔力下的自动涌现，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成了生产力，——但是生产力的物质对象却隐而不障，它掩盖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不可再生的能源的极限。而人是否只有在被当作物化的对象，作为“物”的阶级意识才能够形成？从土地、水到空气的全方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求证明的是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

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即市场扩张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历史的终结只有当它是抽走了物质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别的，正是被物化的自然/人要求打破被资本垄断的历史叙述，被物化的历史客体自身将决定历史的真理。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其实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非物质化过程开启了后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极力掩盖和逃脱它对作为人的劳动者和作为物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正如阿多诺所说：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现在应该是唤回物质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仍然置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出走正是为了在人/自然的异化理论里与马克思重新相遇。世界是物质的，资本是物质的转换，是自然的转换，也是自然的被剥夺和被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都是物化世界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工人阶级及其命运，物化意识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它不是一种界限和区分，相反它是一种联系，与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联系，与抗议WTO在坎昆愤而自杀的韩国破产农场主的联系，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联系，与形形色色环境保护运动的联系。只有在最广泛的现实联系的基础上，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的力量才有可能出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才能够被辨认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铁西区》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工人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自我意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内在于人类的历史中。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公，其主体意识已经被指认出虚假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无法逾越的困境，工人阶级被解符码化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工人已经无法被国家赋予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所召唤。工人阶级正在丧失了它的主体性而沦为物化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恰恰是工人阶级的肉体，——他们的客体存在要求获得主体的意义，作为客体存在的肉体必须是先在的，因此肉体就成为以客体形式出现的主体，这个作为客体的主体正在强烈地申求着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只能是在主体意识形态获得重建的时候。那么，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形态该获得怎样的重建呢？否定的辩证法是否意味着只有当工人阶级重新成为客体的时候,我们才拥有返回主体的可能？

其实，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黄昏与中国农民阶级主体性的丧失，是这个世界物化的不同表现。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遭到道义的谴责，却被赋予了历史辩证法的正义，因此资本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农民对资本的反抗都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阶级主体性失落的前提。农民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也是今天的现代性理论批判特别需要反思的重大问题。工人阶级由于与资本的结合而被赋予的主体意识，随着资本把汲取财富的龙头直接转移到对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垄断和开发，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便丧失了它的物质基础，资本对雇佣工人的排斥与它对传统农民的排斥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因此，必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命运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空间中去对待，这在当代中国已经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度无产阶级化，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场上的破产农民，以及数亿被迫离开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民工，他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历史地交汇到了一起。被资本所物化和排斥成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今天的共同命运，因此，工人阶级并没有可能获得独立的解放，工人阶级主体性的重建只能以农民阶级的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这正是1949年以来中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失败所告诉我们的。


第二部 《艳粉街》/废墟 （Remnants）

“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在这种伪装之下，历史呈现的与其说是永久生命进程的形式，毋宁说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寓言据此宣称它自身对美的超越。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


《艳粉街》是《铁西区》的第二部。艳粉街的名字由来于一个传说：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的丫环死后葬在了此地，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丫环坟，后来改名为艳粉街，——一个很容易让人联想是女性出卖肉体的地方，它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之间的想象已经决定了这里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这里居住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关里来为日本人的工厂做工的工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从农村回到城里工作的部分知青在此安家，现在艳粉街绝大部分居民为铁西区各工厂的工人。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都是一些低矮、破败、简陋如窝棚般的建筑，里面有病了的母亲、疲惫而失落的父亲、年迈了的祖母和无法在狭小空间里安顿自己的不安分的孩子们。

与这些衰败的房子形成对比的正是这群十七、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嘻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仿佛是每天升腾在屋顶上的云彩。虽然他们无所事事地整天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游荡，但他们的出现还是为这个沉沦中的街区带来对生命活力的希冀，他们代表着这个街区最有生命活力的群体，这构成《艳粉街》上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导演仔细地观察这些在最敏感年龄里的孩子们对生活现实的理解和表达，——“我和他们在一起，也使我不断地在思考我自己过去的生活”，看着那些孩子整天在街上走，他们的青春在怎样的状态下消失，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其实是既可以预计，又无法预计的。然而他们的愿望，他们用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对那些美好事物的朦胧意识与追寻，其实是导演寄托希望的所在：人总是要去追寻他生命中的东西。但是，对于《铁西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轻易的托交，王兵不得不追问的是，这些希望到底是否靠得住？青春和希望是很容易像朝露一样地逝去的，特别是以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贫瘠为底色，在人的命运被一种巨大的异己的力量所左右的时候。片中有两个大男孩在一起讨论他们以后可以干什幺：

——我也不知道，干啥你问我干啥去，我不知道干啥去。

——一点理想都没有，跟我一样啊。

——妈你那个逼样说我干啥呀！

——跟我一个逼样啊，一点理想都没有。

——啥理想啊……

——操你妈！

——是啥理想啊？

——啥理想啊，啥理想啊！

——我这不是跟你聊天吗？

——当饭吃啊？

——啥理想啊。

这个男孩子一边说他一点理想都没有，一边露出了在王兵看来“特别迷人”的笑容，这笑容鲜花一样盛开在一个虚无的未来中，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悖论，----它命运般笼罩在这些少男少女的身上。一个本来在这群男孩中最受宠的女孩，因为和男朋友闹矛盾，被所有的男孩子们离弃了，王兵拍了一个长长的镜头，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其他的人都走了，——王兵突然就觉得，青春的东西已经消失，好多东西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了。《艳粉街》的结束部分正好也是整个影片最后一次的拍摄，在厚厚的积雪的街道上，大部分的房屋已经被拆成了废墟，昏暗的路灯，一个大男孩从屋里走出来，茫然地眺望着这片曾经熟悉的荒漠，它寂静无声。

《艳粉街》的英文名字被翻译为“废墟” （Remnants），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这条街的死亡，它是怎么从一个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被拆迁的废墟。拆迁是为了招商引资，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在实施拆迁，这是当代中国的醒目景观。旧的拆掉了，新的在哪里呢？对于铁西区的工人们来说，拆迁意味着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全面解体。生活变得无处着落，因为失去了全部的物质寄托。工人阶级被拆散了，被无法掌控的力量发配到彼此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工人阶级主体性的丧失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失语，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日常生活领域无法抗争地沦陷与失落了。在物质的巨大废墟上，是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的废墟，它的荒凉犹如烟花后的天空，记忆中的繁华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无边的黑夜和虚空变得触目而惊心。

其实，铁西区的工业化最早见证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日本以军国主义出现的扩张与侵略的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它在亚洲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得它成为新中国苏联援助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从战败的法西斯德国没收的机器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世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铁西区成为人类二十世纪“热”战与冷战的见证，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激烈交锋的锋面：它以工业化为历史的战场。东北，从大清帝国皇家命脉的风水宝地，到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的白山黑水的战场；从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与石油工人的诞生，到志愿军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它硝烟弥漫，血迹犹在， 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在这里被书写，——纪录片《铁西区》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幕，由于动迁的缘故，近年来铁西区仍不时有大批日本人遗留的锈迹斑斑的炮弹和被怀疑为军队医院的地下建筑被发现。《铁西区》因为迭印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沧桑印迹而使我们动容。

是工业优先于农业的现代化诉求，更是反抗资本主义掠夺的全球霸权，决定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精神表现为“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能源和钢铁，这是现代工业的第一要义，因此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范，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为国家炼油炼钢的“主人翁” 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怀念，而毋宁是对以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精神反抗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主体意识的呼唤，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和在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被压迫者的当家作主的感觉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无法被抹杀的重要遗产。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飘洋过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因此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建立在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就丝毫也不奇怪了，它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同是近代史的产物。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已经陷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靠“自由”市场其实已经完全不可能。在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和民族工业深陷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界进行了现代化和工业、农业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人要想“挺起腰来做人”，就得不避艰苦，向工业，尤其是向重工业迎头赶上去，方可把中国从根救起来。然而，自由主义者胡适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在于怎样建设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因为无论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在没有主权的国度里都无法实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言会如此响亮：“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的概念本来就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里才是可以成立的。

犹如铁西区的历史曾深刻地打着苏联的烙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有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相似，那就是他们都是由农民革命所推动，同时又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农民的儿子。而相反，凡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发育成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其实都是其民族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中国和俄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产生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另一个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凡是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地方，社会主义都失败了，美国之所以有工人运动却没有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没有农民革命，没有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文明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或许正是为什幺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残酷的是法国大革命，它其实是被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的英国所推倒的，——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在这个欧洲大陆传统农业最强大和最富裕的绝对主义国家里，80%以上是农民，这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问题。因此，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依然是今天需要探讨的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它的历史意义远远没有被穷尽。沃勒斯坦在《自由主义之后》中认为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不过是激进的自由主义。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应该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课题。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在因此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既是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的，也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动机所赋予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优越却以农民阶级的被剥夺为前提和代价的，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却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是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和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和剥削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

由于新中国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依靠市场来完成，它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这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所以毛泽东时代努力解决却无法完成的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城乡二元的问题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悖论的现实展开。出身农民并对底层有深刻同情的毛泽东却必须用国家暴力来建立城乡对立的体制结构，来保证国家的汲取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用社会意识形态动员的形式希望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的悲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悲剧是植根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与问题之中的，而不能仅仅在中国社会主义内部来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版本和社会主义版本的原始积累与“工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主体性的获得与失落都与此相关。其实，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发只是用另一种国家设计：市场经济，去继续完成这个追赶现代化进程。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违抗的天命，是五十多年来新中国建立的目的与合法性的基础。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今天的加速发展现代化，体现的是同样的历史逻辑。今天的中国引进外资和工业化指标成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察，这导致统计数字泡沫化的重演，这是同样的“大跃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然而，中国的现代性悖论已经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以“民工潮 ”现象和工人抗议活动为表现的社会危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中的命运悲剧，是以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现代性悲剧的体现。历史的悖论在于，当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却分崩离析了。工人阶级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他们成了被资本放逐的对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三十年的高强度积累，就不可能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物质条件。在这个高强度积累的背后，是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极大代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个代价不但没有被抵付，反而被抹杀了，“现代化”成了外在于他们的异己的力量。

今天，中国东北工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民族国家承担自我锻造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一个时代结束了。铁西区，这个艰难而痛苦地承载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重工业发展历史过程的地方，这个在今天的中国被改革开放的市场话语叙述所压抑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因为这部叫做《铁西区》的纪录片而被照亮，并灼痛了我们的记忆。

王兵在拍他的纪录片的时候，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工厂，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理想？为什么整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牺牲个体的一切其它东西为它服务。为什么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还是崩溃了？

《铁西区》的确让我们无法逃避地置身于这些历史的拷问中。




第三部 《铁路》


“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渠，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乡土气。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铁路由于煤矿业而被发明以来，就与启蒙主义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信仰并不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火车成为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象征。由此，传统社会对世界和时间的理解发生了根本转变，农业文明对谷物的出生与死亡的理解而获得的对生命/时间的循环的信仰开始消融，农业文明的社会沉沦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和火车的汽笛、蒸汽机的白雾一起出场，它对人类的震撼前所未有。而历史成为火车钢铁身躯底下钢筋水泥的铁路轨道，冰冷而闪亮地向无穷的远方延伸，客体存在以钢铁的形式与力量出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成为不依赖于人的世界动力，它以对地球和宇宙空间的征服来开展自身。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说道，对于“这个不惜一切代价接近自然奥秘的资源的时代”来说，“古希腊的时间之神和古罗马农作物的精神”已经变成了死亡收割者，他手中的镰刀不再争对谷黍，而是针对人类，“正如控制时间流程的已不再是每年一次的播种、收获和冬季休耕的循环，而是生命向死亡的无法挽回的迈进。” 本来，“历史就好比种子撒在大地上”,但是现在，“在哭泣声中我们把种子撒在歇耕的土地上，伤心地我们从那里走开。”历史之旅成为没有复活的物质的死亡之旅，无灵魂的物质性成为历史的归宿，它的尽头是黑暗的虚无的深渊。然而，哑言的造物者希望通过所意指的东西得到救赎，这就是本雅明阐释“寓言”的意义。寓言是自然与历史的结合，在诸神的世界消失的时候，能够保存这个世界的恰恰是寓言，寓言就是废墟，它发生在历史衰落的时代，当客体从寓言的结构中向外凝视时，它是以不完整和不完善的碎片的形式显现的，——废墟的形式，寓言所指涉的细节和碎片是在有意建构的废墟中安顿下来的认识客体。本雅明是以寓言的方式重新叙述了现代性的历史。

《铁西区》正是以它巨大的废墟的意象，忠实地体现了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的存在。这种惊人的契合，使我们对艺术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及其意义有了新的信任和领悟。我曾在自己的书中讨论了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纪录影像的崛起，并在导言中把它命名为：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在一个巨大转型的社会和时代中，作为运动出现的纪录影像的意义在于：它承载了历史巨轮下的人的痛苦和置身其中的我们对意义的追寻，它以自己的力量试图暴露和揭示历史的压迫和剥削，在历史的铁的逻辑中，努力为作为“人”的生存诉求和情感诉求找寻安置的所在，——艺术以此确立自己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成为对历史逻辑进行质疑的力量：人类自我救赎的力量。

《铁西区》里安排了各种类型的空间和各种类型的人，导演先在地考虑到这些类型的叙事性与隐喻性。他通过工厂、艳粉街和火车这三个大的关系，来结构整个影片，这三个空间互相矫正，形成影片的稳定和客观。正是在《铁西区》中所呈现的物化世界的各种具像，对物的反复论证，客体性的压抑，物对主体性的否定与取消，工人阶级自身的客体化，人与物的对比，钢铁与肉体的对比，——这些历史的客体（自然）化和客体（自然）的历史化，以巨大的废墟的意象揭示出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的沉沦，人的沉沦，灵性的消失，以及这个时代的衰落。物质自身的重量压倒了一切：人及其心灵。它具有一种陌生和震惊的效果，没有任何廉价的和没有被论证的乐观。《铁西区》在叙述上不屈从于任何试图吸引观众的诱惑，也拒绝了任何轻佻和轻易的接近，导演对影片长达九个小时里的每一个镜头，都有着严格的控制，是非常理性和清醒的把握，它直接指向对现实和内心的诚实。影片的长度有它自己的合理性。作品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王兵说：我非常希望能肯定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现实面前，我却变得非常无力，对生活越来越怀疑，——他把怀疑变成了强有力的影像力量。在一年半的拍摄过程中，他始终希望保持一种冷静与清晰的思维，以此去观察和思考这个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很多事情在拍摄过程中雪崩般不断发生时，王兵深受触动，他觉得在以前的生活中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一切。这个触动的过程与作品同时发生。其实，无论是对于创作者还是观看者来说，《铁西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也是作为纪录片的《铁西区》的宿命。王兵认为，对于一个作品来说，谁做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别人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有意义：和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有关系，那幺他就会用心去关注，——而导演只是借了这个心灵之光，才会被照亮的。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

《铁路》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铁路与火车也是整个影片的重要意象，影片由它开始，也由它结束。但是这里的火车，业已丧失掉三十年代西方工业化时代先锋派与未来派在他们的纪录片中对煤矿、钢铁、机械、工业的乐观与赞美的历史意蕴，——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如英国的葛里尔逊在《工业化的英国》，德国的罗特曼在《伯林，大都会交响曲》，苏联的维尔托夫在《热情——斯巴顿交响曲》中所歌颂的那样。《伯林，大都会交响曲》也是由火车开始的，火车在清晨穿过空旷的乡村的田野，在铁路两边跳动的电话线和铁轨不断分叉与合拢的运动中，生气勃勃地进入到因此而苏醒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是一种对历史进程胜利的庆典，各种机器缓缓开始发动，机械手越来越快地自发弹跳，仿佛被施了魔法。我在看《铁西曲》的时候，不断地联想到这部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们处在不同的历史位置，一个是时代的上升，一个是时代的衰落，却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命运。在《铁西区》中，火车始终缓慢而阴郁地穿行在破败的工厂所构成的废墟的意象中，周而复始，铁路本身成了锈迹斑斑的过去历史的回忆。工厂停工了，火车依然在废墟的内部穿行，——一个空旷而荒诞的空间，铁路本身已经是废墟的一个部分，是废墟的死魂灵，在冰雪覆盖的寒冷、枯燥而衰败的土地上，在已经死亡的工厂的废墟中，火车的运行不再是人类胜利进发的标志，却是历史和人类衰落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衰落进行悲悼的仪式。在本雅明看来，对救赎的需要正是当历史化为物质的废墟的时候，。

在这样的历史的黄昏和暗夜，我们该如何来肯定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去预见我们自己？《铁路》借助了一群在铁西区火车上谋生者的生存状态来进行追问。他们终日在毫无变化而又荒诞的工厂区的火车上，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都有困惑和无法跨越的无形界限，在一个既定的、狭窄的体系里，徒劳地寻找生活的乐趣，寻找变化，寻找能让时间变得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怎幺样去跳出这样的处境，既被这种处境所限制，又依赖于它。无论是否愿意，其实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承受和体验这样的命运过程，个体的命运在国家的大的命运中挣扎，而这个被巨大的锈蚀了的钢铁与物质的空间所隐喻的国家，它的繁荣和衰落也是在一个无法控制的力量中。但正是在个体的挣扎中，有生命本身的力量。王兵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命运能认识自我，认识事物的话，那么，他虽然在这个命运当中，但对一个个体来说，他是觉醒的。觉醒是被救赎的前提。

与《铁西区》的前两部相比，《铁路》有一个引人瞩目的不同：作为个体的人在昏暗的背景中被照亮了，个体被赋予了最细腻的拍摄。杜锡云和杜阳是一对以火车为生的父子，然而，他们并不是铁路上的正式职工，而是游离于社会体制外的个体。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户籍，没有固定的住所，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存。这都是一些生活在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人，却寄生在历史中，依靠对体制的阿谀、背叛、剽窃、威胁，在体制的缝隙中寻求脆弱的生存空间。瞎了一只眼睛的老杜和他的儿子，靠每天帮铁路上的人打杂，拣或者偷火车上的煤卖掉，来寻求生活来源。他们与体制、与铁路、与那些正式职工是相互依存、利用和对立的关系，也是很不稳定的飘离的关系。

父亲一无所有，却被艰难困苦的生活锤炼得坚强而猾黠，对周围的社会和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并且努力维持着自己和孩子在颠簸变化的生活漩涡里的生存空间。而面容忧郁、沉默寡言的十七岁的儿子，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在非正常的环境里成长，内心非常脆弱，和外部世界的接触障碍重重。

一次，父亲因为偷煤被抓到拘留所里关押了。独自留在破屋中的儿子从墙角悉悉嗦嗦翻出一个包了两层的塑料袋，慢慢打开，却是一迭照片，最上面是一张包括母亲在内的全家福，再一张是年轻的母亲斜靠在草垛上，从装扮上看似乎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久，她微笑而温和地看着世界。这时，忽然，音乐般的钟声响了起来，在这样的黑夜和重负下，钟声仿佛来自天堂，它扣人心弦，一直敲了十一下，——镜头从照片缓缓地摇到墙上的挂钟，再摇回来，儿子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透亮地挂在伤恸的肮脏的脸上，——这张孤儿的脸在刹那间被彼岸的光所照亮。

在这个冰冷的物质的世界里，当温热的泪水滴落在卑微的人生中，我们终于被来自内心深处的悲悯所打动。在整个《铁西区》严密、冷静和理性的叙述中，这个场景仿佛是一道被划开的伤口，暴露出了它背后导演情感复杂的内心世界。正是个体在巨大的物质世界中的渺小与无力，使得王兵去发现并珍视作为个体的人对情感的强烈需求与肯定，那是生命本身的力量——然而，这是通往救赎的路吗？

影片结束的时候，火车依然穿行在灰色调的大雪中的厂区，如同在历史的白夜中，破落苍凉的建筑物梦幻一般地展开和后退，渐行渐远，——从工厂中延伸出来的铁轨，联系着我们和摄影机所在的地方。这时，雪几乎是温柔地悄然飘来，一点一点无声地落在摄影机的镜头上，落在观众的眼睛里，融化在天地一片苍茫中。雪花所唤起的被压抑的纯洁与感性给影片抹上了最后的伤感的调子，——灰色调，那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色调。天空和大地已经暗淡下来了，那是历史尚未明朗之前的暧昧，在这暧昧之中，火车上的我们会进入怎样的未来呢？


2003年10月，上海。

( 《读书》2004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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